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卞孝萱在南通博物苑
2009年9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卞孝萱先生遽归道山，享年86岁。站在讣告前，有震惊、有遗憾、有怅惘。正值上课时间，身旁人流
余生也晚，我入南京大学时，卞先生早已离休，且我在历史系，卞先生属中文系，未曾有福分亲炙于老先生。师长中却颇有几位对卞先生执弟子礼，因此对老先生的学问人品早有耳闻。
2003年，卞先生的《唐人小说与政治》出版。是年卞先生80高龄，老骥伏枥之志，着实令后学感佩。这部书亦是卞先生一向主张文史互证观点的最佳体现。卞先生曾辅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又协助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这两位文史大家给了卞先生很深的影响。尤其范老的“专通坚虚”四字，卞先生奉行终身。
范文澜“专通坚虚”的治学理念，蔡美彪在《范老论学四则》中做过详细阐释：“专”指学人立身的专业领域，不可漫无目的地求知。“通”是说中国历史既是一条贯通的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专攻一点，容易不及其余，要把握前后左右的关系，专通结合。“坚”是治学态度，对待学问要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毅力和决心。“虚”则是指虚心的态度，不骄傲自满。
《柳文指要》修订出版时，章士钊已年届九旬。其时卞先生在河南干校劳动，章老专门给周总理去信，调卞先生回京校阅全书。在校阅过程中，为拾遗补阙，卞先生专门写了赏析柳诗的笔记，又在医书中发现《柳柳州救死三方》，使学界对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及他与刘禹锡的交往多了一层了解。《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再次致书总理，夸奖其才学。卞先生得以留京继续学术研究，不再返回干校。老一辈学人对后辈的提携，卞先生终生铭感。
卞先生认为，文史各有特色和专长，将文史混为一谈固然不好。但如今的学科分类过细，实际上妨碍了各个学科间的交流合作，学人眼界狭窄，亦很难出现淹通博大的人物。因此学史的人需要知文，而学文的人必得通史，方才具备研究问题的眼光和基础。
唐代传奇研究者众，多从文学角度出发，讨论其写作技法与人物性格。而卞先生独辟蹊径，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政治的关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往往折射着大时代的精神。许多不便明言的个人遭际和政治情绪，以幽微曲折的方式，隐藏在一篇篇传奇小说中。
提到文史互证，就不能不说陈寅恪。陈先生十分看重诗史互证，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晚年的《柳如是别传》都是明证。历史小说家高阳称陈寅恪是“双山一手”，以白香山为表，李义山为里，典故运用已臻化境。高阳认为，“诗史”有着明暗两面。“中国传统的诗，可通过运用典故的手法，来隐藏历史的真相或者个人的感情与秘密。”他的《高阳说诗》以诗文为材料，将蕴含其中的史实做了剔抉钩沉。如对李商隐《无题》诸首本事、董小宛入清宫始末、王国维沉湖等疑案，都详作分析，结论虽不全然令人信服，却成一家之言。
与上述两位文史大家不同，卞先生文史互证的归依是文。《唐人小说与政治》揭示出唐传奇的政治背景，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作者何以这样行文。如被王国维称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的《唐太宗入冥记》，其主旨在廓清“玄武门之变”的史实，描述了一代英主唐太宗在阴司的窘状。卞先生考订出其成书于武?以周代唐之初，目的在降低太宗威望，迎合武?巩固政权的需要。因之它是一部以佛教因果报应为外衣的政治谴责小说。这就解释了《唐太宗入冥记》这样与唐代主流意识形态如此不符的小说何以在那个时期出现，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创作意图与时代的关联。又如《补江总白猿传》，卞先生根据唐初长孙无忌、褚遂良、欧阳询等诸臣之间的矛盾和倾轧，考订出此文乃是想与欧阳询争书名的褚遂良倩人所作。作者将发生于欧阳询祖父欧阳?的南征故事，移于其父欧阳纥。小说讥讽欧阳询为猿猴所生，以达到贬损对手的目的。这些都是以史证文。
也正因为卞先生淹通文史，才能在他人未曾留意的细节中有所发覆，道人所未道。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卞先生来说，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如《刘禹锡年谱》中通过对北朝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的探讨，得出刘禹锡为匈奴后裔的结论。又在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史实基础上，考订出刘禹锡生于苏州地区。在《郑板桥丛考》一书中，以家藏郑板桥印谱及郑板桥与袁枚二人互相讥诮的诗句等材料为依据，更正了流传甚广的“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实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这些考证，都显示出深厚的文史功底。
因所学专业的缘故，我亦不时到校图书馆古籍部查阅资料，在那儿经常能见到卞先生。一头白发，声如洪钟，令人印象深刻。老先生会为了核对某条文献，专程拄拐从龙江坐车过来。其实资料的核对往往很快，路途所需时间反倒较长。前辈学人对待学术的认真和执着，由此可见一斑。查完资料，老先生即起身离去，并向工作人员致谢道别。卞先生一口扬州普通话，我是维扬人氏，听来格外亲切。因与老先生不熟，见面只是道一声“卞先生好”，就各自看书。
真正和卞先生有接触，还要从一篇约稿说起。2005年起，卞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学院的学报主持“书院文化”专栏。次年，卞先生向我导师约稿。导师鼓励我们投稿，我碰巧对书院有些兴趣，就应承下来。经过数月查阅资料和写作的过程，最终交稿。文章发表后，在古籍部又碰到老先生，极口称赞，倒让我很不好意思。那篇文章自然算不上好，有些说法现在看来甚至显得幼稚，老先生这么说，是奖掖后学的意思。又说现在的读书条件很好，是他年轻时候没法比的。许多古籍都编纂成了丛书出版，查找起来十分方便，这在以前不敢奢望。年轻人要趁此多读书，多写东西。我谨唯唯受教。此专栏的文章在去年年底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也算是圆满了我和老先生之间的一段缘分。
2007年，我留校在图书馆工作。10月间，图书馆举办读书节，闭幕式上照例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作为优秀读者代表讲话。这一年我们请了卞先生。卞先生对读书节的活动非常支持，他亦很愿意讲一讲自己与图书馆的因缘。
卞先生的求学经历十分特殊，他经常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是自学成才。在自学的道路上，除了那些帮助、奖掖过他的大家，图书馆就是最好的老师。
卞先生出生于扬州大族，他的族祖卞宝第，与陈宝箴同年，累官至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是清末的清流名臣。后虽家道中落，却仍是诗书传家。卞先生襁褓失怙，十九岁的寡母带着他靠典当祖产艰难度日。
卞先生的启蒙老师也是母亲。其母本不识字，为教幼儿读书，每日问人四字，再教给儿子，母子同识千字。其苦心德操，堪比画荻的欧母。柳亚子、陈寅恪等多位名家都曾就此事题咏，卞先生将之编为《娱亲雅言》。
由于家境困窘，卞先生未满弱冠就前往上海谋生。1948年肄业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先后就职于上海远东商业银行、上海及厦门中国实业银行。他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到图书馆苦学。对未经正规学校培养的青年来说，图书馆无异于知识的海洋。因此卞先生终身对图书馆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图书馆是大园圃，是读书人的家。读书人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也因大家的利用更显价值。
即便从事着与学术毫无关系的工作，卞先生依然坚持对文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民国以降人物的碑传资料，并最终在解放后结集为《辛亥碑传集》、《民国碑传集》两部书，可说是钱仪吉等人《碑传集》的续书。
解放前卞先生在北京的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仍旧到图书馆读书。正是这样的励志苦学，深为金毓黼赏识，将卞先生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才有此后与范文澜的遇识。襄助章士钊，也是因为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遇到章老的秘书王益知，进而以学问得到章老的褒扬和奖掖。种种因缘际合，皆是因书而起，端的读书人本色。
我仍记得讲座时，卞先生鼓励青年学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写好文章。卞先生演讲时极富激情，洪亮的声音配合着手势，很有感染力。大家都觉得，以老先生的精气神，何至于米，直可相期于茶。可声犹在耳，人已不在。
卞先生走后数日，便是第25个教师节。同门师徒数人小聚，席间说起卞先生，某老师模仿卞先生说话，乡音语气酷似。恍惚间，好像老先生还在我们身边。卞先生将书房命名为“冬青书屋”，“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是老当益壮的意思。冬青凌寒而不凋，正如卞先生的学术生命，苍翠而绵长。斯人虽逝，其道长存。吾等后辈当努力追随先生的脚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图书馆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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